追议文革
郭来仁
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文革时期出现在媒体上频率最高的句子，毛泽东本人也说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发动文革，但出于政权的合法性考虑，官方罔顾历史掩盖事实，把文革的责任和罪恶都甩到了打手狗腿子级别的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头上，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图意不愿做深入详尽的分析，以至于几十年后，不管是哪个思想派别，对发动文革的动机及性质都没能有个恰如其分的认定。而文革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民族不仅在那个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文革后遗症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段。正如某位哲人说的：文革给民族带来的危害，只有在那代人掌权以后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一个劫后余生的经历者，觉得有必要再认真追忆一下文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否定了彭真等人将运动仅限于文化领域的所谓的“二月提纲”，正式启动了由毛泽东主导的毛式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让名义上的“文化大革命”远远超越了文化的范畴，确定了此次运动要被打倒的具体对像并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界的人物，而是现政权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要达到共产党最高层重组的目的。
其实毛泽东早在1964年7月就曾说过：“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并亲笔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加了一段话，强调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权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制定了五条接班人的标准，条条都有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权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蒋介石的斗争是全党共同的任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前提；而消灭政权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却是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创，是他自己亲自编剧兼导演的。为此毛泽东不惜瘫痪了由他亲手组建起来的共产党的各级政权，打了一场共产党一党专政下难辨敌我的共产党大内战，给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由此来看，可以确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对他的危害级别绝对要高于他的宿敌蒋介石。
毛泽东为什么要那样痛恨同样举着马列主义革命大旗且身为社会主义阵营舵主的赫鲁晓夫呢？那就得翻查一下中俄两国的交往历史，看他和俄罗斯历代统治者有哪些不同。
元朝衰落时的13世纪末，摆脱了金帐汗国独立为莫斯科大公国的面积尚不到50万平方公里。以后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用残酷虐杀和大量移民的手法，到19世纪时就把版图扩展到了近2300万平方公里，包括大清的海参威等地在内，侵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漫长的时间段里，沙俄们自然是没有一个对中国发过丝毫善心的。
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发展时期时，他是看不上同举着马列主义大旗的毛泽东的，轻蔑地称毛为“麦淇淋（人造牛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当然是因为他和列宁走的是工人占领城市再扩及农村的正统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力是“贫下中农”，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农民起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毛泽东能和蒋介石谈判，和平解决两党对中国的权力分配问题，并没一边倒地支持毛泽东。而在“三大战役”消灭了蒋介石的主力，解放军已打下半壁江山时，斯大林还表示有意居中调停，让国共划江而治。但敢于斗争且善于斗争的毛泽东坚持继续战斗，最终取得了政权。从1947年开始，毛泽东曾三次请求斯大林同意他访问苏联，意在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均被婉拒。直到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才允许毛泽东访苏，同时也要为斯大林庆寿。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第一次交谈就提出了外蒙独立苏军撤出中长铁路返还旅顺等问题，而斯大林坚持套用1945年和中华民国签订的旧条约，不能做原则上的改动。否则就违反了雅尔塔协定精神，敌对势力就会据此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等。并耿耿于怀地说满洲是在40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是莫大的耻辱，现在是苏联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清洗了这个污点。言外之意是现状和苏军把满洲国的财产当作“战利品”全部抢走类同，顺理成章地也属于战利品。斯大林马列辈份高作风硬派又占主场优势，立场相差甚远的谈判必然会不欢而散，毛泽东就被斯大林冷处理闲置了近两个月，中苏协议自然就没法签。气得毛泽东对来请他参观的苏联外贸部长科瓦廖夫拍桌子发火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过几天我就走。”但1945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公开表态，说美国的防卫范围止于硫球至菲律宾一线，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干涉毛泽东解放台湾。而如果中国统一了，共产党中国就自然而然地能继承联合国有一票否决权的五常地位，就有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凭着毛泽东那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形势的操控权肯定会大为缩水。两害相权求其轻，斯大林这才法外开恩似地和毛泽东签订了中苏友好协议。
而早在1945年8月6日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撂到日本后，一直是坐山观虎斗的斯大林判定日本很快就要投降，怕日本投降后就没理由染指中国了，就忙不迭地于8月8日撕毁半年后才到期的日苏友好条约出兵满洲国。在那种形势下自然如摧枯拉朽，只用8万苏军伤亡的微小代价就拿下了整个东北。按日本投降后要做战争赔偿的联合国规矩，满洲的一切都应视为日本的海外资产赔偿给中国。曾经被占领过的东南亚诸国均如此。但斯大林硬说满洲国是他的战利品，凡是能拿走的都拆卸装运到了苏联，连张破沙发都没留下。本着“满蒙生命线”、“宁可放弃本土也不能放弃满蒙”的理念，日本把满洲国经营成了亚洲第一经济体，工业体量庞大技术先进。就如以后成为鞍山钢铁公司的原昭和制钢所，年产量达到了360万吨钢；而直到1958年，全中国的钢产量才达到800万吨，还是大跃进中严重注水的数字。由此可见斯大林无理抢劫东北，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战后复苏。
到了朝鲜战争时期，斯大林的作为更是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利益。三八线本是美国和苏联共同划定的南北朝鲜的分界线，是经联合国认可的。眼看着毛泽东从1948年9月的辽沈战役开始，到1950年5月拿下海南岛，不到两年时间就扫平了大陆建立了政权，金日成也想效仿，就于1950年初向斯大林提出要打过三八线拿下南韩。其时宋时伦的九兵团正在福建操练兵马积极备战，准备解放台湾。形势是新中国为民心所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又有参谋次长（副总参谋长）吴石中将和诸多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做卧底接应，攻台之役极有可能就会像美军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在韩战听证会上断言的那样：只要共产党有一支部队登岛，仅国民党的起义人员就能替它拿下整个台湾。斯大林对当时的形势应当是了如指掌的，如果他对毛泽东有一丝一毫的帮助之心，他就应当在金日成请战的时候让他缓一下，等毛泽东拿下台湾后再议。毕竟三八线是经联合国认可的，金日成越过此线发起偷袭就是在破坏国际秩序，有可能会升级两个阵营的斗争而引发世界大战。但斯大林就是想把水撹混让中国朝鲜给他火中取栗，结果是金日成从三八线出击又被打回三八线，代价是死伤几百万半岛成废墟参与国平白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大陆的攻台统一计划也就此胎死腹中，以吴石为首的一千多名共产党在台潜伏卧底人员也因此遇难。真是可惜了。
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打响了朝鲜战争的第一枪，7月27日便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第三次会议上决议组建联合国军，由美国统一指挥阻止金日成南扩。三次会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均秉承斯大林的指示不参加，没能行使一票否决权，否则朝鲜将会是另一种结局。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拿下了汉城打到了三七线，是中国在国际上展示实力的最高光时刻。为避免世界大战，联大于1月11日提出停火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其中包括由美英中苏四国讨论解决朝鲜和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志愿军把以美军为首和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压到三七线仅耗时一个多月，俨然是胜利者。如果胜方同意联合国方案停火，中国在国际上就能赢得爱好和平国家的美名。四国小组中的英国顾及香港问题，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由四国商议解决，结局肯定对中国极为有利。而此时彭德怀说三次战役胜利后他真感到害怕了，感觉很孤立，因为志愿军已是强弩之末，只剩下时刻都要提防空袭的二百多辆汽车提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支援，战士们穿着普通棉衣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一口炒面一口雪，近乎弹尽粮绝了。斯大林是知道这极为不利的情况的，明知在现代化战争中后勤没有保障的志愿军肯定战胜不了实力雄厚的美国，却和急于统一半岛的金日成极力戳哄毛泽东继续打，而毛泽东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拒绝了联大方案。于是韩战就多打了两年，中国也被联合国表决为侵略者制裁了几十年，而台湾问题至今还让中国共产党头疼难受。中国以此惨痛的代价交上了“投名状”，斯大林总算是把中国绑上了他的战车，中苏关系才算是进入了“蜜月期”。但中苏友好条约中的以1952为限把旅顺归还中国的条款却一直没能执行。
1944年11月，趁着日本鬼子为着打通大陆运输线而实施一号作战，中国军队忙于应付无暇旁顾之际，在斯大林的强力支持下，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此政府在1947年就被国民党军巢灭。幸亏它被灭掉了，否则就看它的国名，在国共两党忙于最后的内战时，它也会像那几个斯坦一样加入苏维埃联盟，中国就又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因新疆有其独特的民族性且陆临苏联，其流毒阴魂一直不散，到现在还时常给中国政府找些麻烦。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东突”。
其实略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美国，哪个对俄罗斯的威胁最大？而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和一个强大的美国，哪个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事实是美国没侵占中国半寸领土，俄罗斯却抢去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海参威等地方也改名了。尽管中国王外长在2021年曾说过“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似乎俄罗斯即使打核战争毁灭全世界中国也要跟进，情愿当同归于尽的殉葬品，但那却是实力不济还要和美西方对抗的抱团取暖之举，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无奈选择。回顾毛泽东时代，在实力远逊于苏联时就敢把它骂为比美帝国主义更坏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且高调“深挖洞广积粮”，表示不惧和苏联开启第三次世界大战，还在珍宝岛打了一场死伤多人、让苏联人极具羞辱感的战争。可见如果中国真的有了足以称霸世界的实力，肯定会把这个让中国受尽屈辱的俄罗斯收拾得俯首帖耳跪地称臣。这是由天然的地缘政治所决定的，是修底德陷井的必然性决定的，即市场里的老二必然要努力当上老大，而老大也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阻止老二取代自己的位置。世界范围如此，两个相邻而又实力相近的大国更是如此。
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完善了援建中国156个大型企业的“156工程”；把4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了中国、帮助中国建设原子反应堆，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归还了旅大海军基地；改变了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补偿中方9610万旧卢布、3年困难时期，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了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向中国提供了苏军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和全套技术图纸等。至于想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与中国组成联合舰队，那是基于华约组织对抗北约组织的正常操作，就像被普京视为洪水猛兽的北约东扩一样，是华约东扩。就如1962年的“导弹危机”，就是赫鲁晓夫在古巴瞒着全世界建设导弹基地而引发的；且古巴至今还让美国租赁着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古巴人也没觉得主权被侵犯了。况且电台和舰队也只是提个建议，并没有强迫毛泽东同意。毛泽东没同意，苏联的援助也并没因此而中断。
到了勃列日湼夫时代，中苏关系恶化到了操枪耍炮真开打，在珍宝岛和铁列克堤都死了些人，苏联甚至预谋对中国来个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因美国作梗才使中国幸免于难。但因为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就已经降到了最低点，除了对抗以外，在其它方面都没什么来往，所以只是在小规模的战斗中死了百十号人，倒也没对中国造成太大伤害。
轮到了扬言俄罗斯的边界永无止境的普京时代，2017年在中美贸易战时他曾对记者表态：当两只老虎打架的时候，聪明的猴子会远远地观看。到2024年3月时，俄罗斯各地更是隆重举行纪念达曼斯基岛（珍宝岛）事件55（非整数年份）周年，沉痛悼念“在抵抗侵略者入侵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其对华态度就勿须置评了。
综上所述，可以说从莫斯科大公国直到现在，斯大林是对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俄国领导人，赫鲁晓夫则是对中国最好的领导人。没有之一。按说毛泽东是不应当那么恨赫鲁晓夫，不该把他引进到中国充当天字第一号大坏蛋的。但事实却是他最恨赫鲁晓夫，执意把赫鲁晓夫宣传成中国人民的顶级敌人！那是因为赫鲁晓夫像彭德怀一样揭了他大跃进的伤疤；此前还把斯大林焚尸扬灰了，让他想起来就心寒。生前身后都难安心，怎一个恨字了得！
顺便说一下：幸亏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沙俄战败后按在英美等国调停下签的协议撤出了中国东北。否则，就看沙俄在扩张中残酷虐杀大量移民的传统、斯大林有便宜必占的传统和其强硬作派及普京紧攥着北方四岛死不放手的现实，现在的东北要么是俄罗斯的一个行省，要么就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名字大概就是满洲里斯坦，哈尔滨大概就得依照海参威的先例更名为阿穆尔斯托克了。
但因为斯大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高举着马列主义大旗功盖天下，作为小老弟的毛泽东纵有再大的怨气也只能憋在肚子里。换了政治上小他一辈的赫鲁晓夫上了台，自认为才华盖世且由小媳妇熬成了婆婆的毛泽东当然不会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在接见赫鲁晓夫时就大大咧咧地穿着睡衣躺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一副颐指气使的社会老大派头，把斯大林给他受的气连本带利都加倍吐了出来。而当赫鲁晓夫提出了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竞争走议会道路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便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正道，自1959年开始，中苏领导人便出现了一系列争吵。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心头疮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深深激怒了毛泽东，而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赫氏有关联，两党关系便迅速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邓小平于1963年6月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反击。于是毛泽东就于1963年9月开始，在他亲自指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九评”，对苏共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坚称自己是正宗的马列主义者，对方则是假冒伪劣的膺品。
两党虽然都宣称自己是正宗的马列主义者，且走的都是武装夺取政权的路，但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用“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的馅饼，忽悠着工人们夺取大城市后中心开花推及全国的方法；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用了能看得见眼前利益的“打土豪，分田地”诱惑了贫下中农，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革命的动力和对象大相径庭，两党却都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从马列主义的角度上看，显然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比农民起义正宗；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议会道路等政策又背离了马克思“用暴力推翻一切社会制度”的原则；而毛泽东的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则让他站上了坚持马列的制高点。所以，关于哪个党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争论，肯定是见仁见智的鸡与鸭谈，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徒费笔墨的争论也不可能影响各自的内外政策。然而毛泽东的一句“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则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他心底的天机：赫鲁晓夫的可恶之处就是把斯大林“焚尸扬灰”了。
之所以用了“忽悠”和“诱惑”这两个贬意词，是因为苏联的工人并没得到整个世界，反倒成了特权阶层的打工仔；而贫下中农们分到的土地到人民公社时又“收归国有”了。
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列举了斯大林生前的罪状，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了，即毛泽东说的“焚尸扬灰”，让毛泽东感到无比震惊。因为列举的斯大林主要罪行，是他用大清洗滥杀了几十万无辜党政军民，其中包括整个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67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3名，以至于当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时，在短时间内就大量领土被占，500多万名士兵被俘，给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而毛泽东实行的大跃进运动大兴浮夸风，搞得饿殍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中国人比抗日战争死的人都多，对民族的损害程度不亚于斯大林，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硬货”。尽管毛泽东能以他救党建国的功勋傲然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但政治斗争就是权力之争，是残酷的，如果他死后有哪位玩政治的想把他当做一张牌打出去，那几千万饿死鬼就是铁定的罪证，他也会被“焚尸扬灰”。
特别是1964年周恩来率团访问原苏联，在宴会上苏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借着酒劲对周恩来说：“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罗斯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没理他，他就又缠住了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这无疑又给毛泽东敲响了一次响亮的警钟：如果真有人把“苏联老大哥”的话听在心里，“身后”的厄运也真难预测。
至今还有些人不承认大跃进时饿死过人，那就不妨再翻一下当时的报纸。大跃进时，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亩产已经达到了成千上万斤，而实际情况是北方大都是亩产一二百斤。按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农民应交公粮（即2006年取消的农业税，亦即沿袭数千年的皇粮）为常年产量的15.5%，1958年以前也大致如此，即每亩应交几十斤。而大跃进后的公粮就得按亩产成千上万斤的一成多来交，应交公粮数比产量都高得多；而“统购统销”政策规定不交公粮是犯罪行为，于是就说农民没粮可交是隐瞒了产量，就大张旗鼓地搞了“反瞒产”运动，派民兵入户搜粮食，种子粮都当成公粮搜走了，农民还吃什么？抄录一段1960年12月17日河南省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亦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说的仅仅是“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一年。
因为提到大跃进就无法回避严重的问题，所以只能由原创人毛泽东自己编排理由定调子找替罪羊，别人是绝对不能“妄议”的。偏偏彭德怀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给毛写了封信，说他有 “……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信一开头就说：“甲、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然后用一系列的数字来说明大跃进的成绩是巨大的，想先把毛泽东捧高兴了再说。然后写道：“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 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存在问题有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信中并没有贬低、指责大跃进的字眼，倒是把产生的问题归罪于彭德怀等人的“我们”身上，可以说是言词相当温和了。但只要一说到大跃进毛泽东就会“闻警而动”，本来彭德怀是只想给他谈谈心，摆些情况让他“作参考”，毛泽东却一天后就加标题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代表，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他又对可能会认同彭德怀观点的人发了难：“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强调了这封信是有大问题的，已经让他睡不着觉了，然后说：“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表态彭德怀错了，他决心要“顶”住！对指出问题的做法他坚决予以反对：“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意即有问题也不许说，只准说好的！
而后他就暴发了强烈的情绪：“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是没有后，中国人的习惯，女子不算后，男子才算，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意即因为他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导致他已经“无后”了。按中国人的习俗，“断子绝孙”是咒人的最恶毒用语，自爆无后之说表明他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摆出了副玩命架式。最后还暴了粗口：让代表们本着“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的原则来评议彭德怀。
都知道毛泽东让孩子参加志愿军是为着包装镀金积攒资格，彭德怀却没能保护好他，让毛泽东不但是老年丧子，最糟心的还是他那么辉煌的事业无人接班了。现在圣上已经要真刀真枪看玩命了，群臣百官谁还敢有半句拉屎放屁的废话？于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国防部长眨眼成了反革命。标准的杀鸡儆猴。
但大跃进的后果已经产生了，特别是河南省信阳地区灾害较为严重，到1960年底就出现了大量死人的“信阳事件”。曝光后，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监委《监察工作情况反映》第215号上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随即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为名的文件下发全国，俗称民主补课运动。为处理信阳事件，中央和河南省抽调大批干部，由河南省委秘书长戴书理带队，改组了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保留两人，其余7人都撤职审查，县市委书记全部撤换，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一批干部。例如河南信阳地委书记路XW被判刑三年，光山县委书记马LS被判死缓（上报死刑，毛泽东免了他的死）。类似处理方式大张旗鼓普及全国，到1963年后待续为“四清”运动。
这一番操作下来，大跃进中产生问题的原因就算是查清楚了，造成损失的责任人也揪出来严肃处理了，有媒体刻意报道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借机逼债的强力加持，再让统计局统计出一些相应数字，就强有力地证明了林彪“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事情就要出毛病。”的正确性。总之一句话：毛泽东的经是绝对正确的，都怪下面的歪嘴和尚们把经给念歪了。大跃进这段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报纸印到史书里，这段公案就可以顺利翻篇了。
不曾想彭德怀于心不甘，1961年他又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市乌石镇等地作了调查，写了四份调查报告交湖南省委上报中央，用详实的材料来证明他在庐山会议时写的信所言非虚。这位情商为负数的元帅竟然想翻案！而在1962年1月党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说彭德怀“现在看来，他的一些观点有道理，讲的话也是对的。”说大跃进产生的问题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会代表们表示认同的热烈掌声则经久不息。据说刘少奇还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上史书不就相当于掘墓鞭尸焚尸扬灰吗？这一切都狠狠地戳向了毛泽东的心头伤疤。看来，如果毛泽东死后会被焚尸扬灰的话，操作者无疑就是在他死后还活着的对大跃进持同一态度的那拨人！
中国历代官场中都盛产善于“揣摩圣意”的聪明人。1962年8月5日，当毛泽东和华东局负责人谈话时，他的得力爱将柯庆施就蓄意将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指责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毛泽东一锤定音：“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于是名声远逊于包青天，且已经死去几百年的明朝官员海瑞就穿越到了毛泽东的政治舞台上。先是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本想为奉迎上意而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数年后《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的一篇批判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改变了民族发展进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绝对想不到几百年后他还能在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起那么大的作用。毛泽东又是始作俑者，对海瑞来了个180度大转向的先褒后批。这倒不是他又采用了“反右斗争”时发明的“阳谋”战术，而是他机敏过人随机应变远超常人的思维。他善用穿越之法来实现他的意图，诸如“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周公”、“批宋江”等，每次拉出一个古人，都会让一个或是一些人大倒其霉。把古为今用玩得炉火纯青。孔子绝对想不到他会在两千多年后和共产党的副统帅穿上了同一条裤子，周恩来也肯定没预料到周公会在文革运动中被批且因和他有暧昧关系。但中国人民却深信不疑，因为那是毛泽东的战略布置。
海瑞的穿越，源于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的海瑞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毛泽东赞扬海瑞：“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上。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于是明史专家吴晗很快就顺应圣意写出了马屁之作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对此大为赞许，并赠送了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而剧本《海瑞罢官》由京剧名角马连良主演后获得好评，毛泽东还因此邀请马连良一起用餐，吴晗也成了当时中国大红大紫的知识分子之一。
但以后彭德怀的企图翻案之举，再加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和那些狂拍巴掌的官员们的立场与彭德怀相近的表现，让毛泽东深感焚尸扬灰之危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可怕，对海瑞的态度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向。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张春桥秘密授意、组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炉了。但此文发表后，北京福建江西浙江的报纸都没有转载，毛泽东非常愤慨，指示上海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然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却并不知道此文的来头，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继续拒绝转载。但得知《解放军报》也转载此文后方觉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北京日报》不得不于11月29 日也转载了。但《解放军报》在编者按中把《海瑞罢官》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北京日报》则认为此文是学术讨论而不是政治批判。而且在彭真等人的支持下，邓拓从北大、人大调集人员成立写作组，周扬也发表批驳姚的文章，说他这样的文章不利于百家争鸣；而江青康生麾下的关锋戚本禹二人则来到上海与姚共谋反击，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就开始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1962年曾发生过被毛泽东认为是宣扬陕北革命根据地挽救了中央红军的小说《刘志丹》事件，整了不少人。因此毛泽东在当年9月份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公开宣扬了康生“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的提法，把文学创作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自此他便对文化动态更加重视。亡羊补牢，由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一个中央非常设机构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随着海瑞之争的规模声势越来越大，1966年2月，彭真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商议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以后被批判的《二月提纲》）的汇报文件并公开发表，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限于学术讨论范围。
1966年3月，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公开表明了对吴晗的态度，《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积极响应毛泽东的表态，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于5月10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说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革命群众”们积极采用被毛泽东盛赞，以至于后来被写进《75宪法》里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武器”，把对吴晗等人的批判推到了阶级斗争政权更替的层面上。由此便产生了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宣布文革并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揪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政治运动；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亦应运而生，由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代替了彭真等人。
文革小组本应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因它直接指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有毛泽东撑腰，文革小组的权力就超越了政治局，成了手握生杀大权的顶级机构。
可怜胡适的得意门生吴晗，本是位学富五车的学问人，却被当做花瓶摆设坐上了北京市副市长之位。原想迎合圣意拍个文艺马屁把前途混得更好些，却没想到莫名其妙地跟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彭德怀粘上了摆不脱的关系，无比冤枉地当上了元帅翻案的始作俑者，一家三口就此离世，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于是师父胡适说“吴晗可惜，走错路了。”如果他跟着老师一起登上去台湾的飞机，应当不会落得如此下场。看来拍马屁还真是高难度的技术活！
按说毛泽东用“5.16通知”给文革定了调子，他就该亲自下手，指导“革命群众”们怎样去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了。但毛泽东却一向天马行空般地“失联”了，瞒住众人，去“西方的一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从当时的事态发展来看，应当是他对运动该如何进行还没有成熟的思维定式，要跳出尘世到山洞里静理思絮，要遥观刘少奇怎样应对如何表演，以求随机应变找准切入点，进而运筹帷幄出奇制胜。颇像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党中央下了非同寻常的通知，本该指挥全局的统帅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二把手刘少奇必然当仁不让主持工作。他急于立功，轻车熟路地祭出了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传统法宝，于6月上旬给学校派了工作组。循着“反右”、“四清”、“桃园经验”等被中央肯定过的套路，工作组轻车熟路地像历次运动那样大力整肃了对领导有意见的剌头们，按传统做法“划左、中、右三派”，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里划了10211名学生“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一时间也像过去的运动那样有板有眼且怨声载道。
和别的学校一样，此时的清华附中也有些和工作组意见相左的学生。1966年5月29日，秦晓鹰、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人来到圆明园旧址商议和工作组作斗争的方针策略。决定以后落款统一使用张承志写大字报的署名“红卫兵”。这个名字很具时代革命精神，一经问世就由不少学校的学生纷纷效仿。原创红卫兵的大字报里引用了毛泽东在庆祝斯大林60大寿时说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造反有理”就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是最高级的“最高指示”
1966年7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撤消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向江青递交了论述造反精神的文章。天下者，共产党的天下，敢言造反，在过去绝对是要砍头灭族的弥天大罪，但这次却正中了毛泽东下怀，肯定了“革命小将”们的造反精神，他要的就是让“革命群众”造刘少奇及其追随者们的反。于是红卫兵运动便推而广之。
为着能够最大限度地营造气势，于66年8月18日起，73岁的毛泽东连着八次在天安门及广场上大张旗鼓地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上，不但让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还把宋的名字由文质“彬彬”改为“要武”，唤起了人性中最残暴的一面。为能让红卫兵们的“要武”行为合法化，“8.18”接见后的8月21日，发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严令全国军警“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借助于“停课闹革命”和吃喝拉撒睡国家全包的“革命大串联”政策的强力加持，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冲进了各地的党政机关，把茫然不知所措的各级领导都砸进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迷茫中。而红卫兵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无拘无束地极尽打、砸、抢、抄、抓之能事，仅北京市一个月就由着他们的性子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创造了法学界用以作为“群体暴力”例证的“红八月”。而扒祖坟、虐杀老师之类违背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行径更是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现在人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概念，实则不然。最初的红卫兵是清华附中的那拨人及北京诸中学的追随者们，自称“老兵”，一水的高干子弟。他们创建红卫兵的目的，是为着最大限度地清除共产党传统上的阶级敌人，即“黑五类”及其子女们和他们认定的“四旧”内容，以及由他们的认知能力来界定的一切坏人坏事，是为着确保父辈们打下的江山能牢固地掌握在他们这批八旗子弟们手里，就如红极一时的谭立夫对联中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后来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开国元勋们的孩子。即“英雄老子”们根正苗红的“好汉儿子”们。
由于毛泽东连着八次高调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立刻传入了大学并迅速扩及到了全国。但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红卫兵只是僭用了原创者的名字却没继承老兵们的真传，因而被老兵们轻蔑地称之谓“二代红卫兵”。不叫他们新兵而称之为二代兵，似乎是要在辈分上压他们一头。然而这些些小字辈的红卫兵却大为不孝，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偏离了老兵们的初衷，变成了“5.16通知”里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亦即“走资派”，终极目标就是毛泽东的眼中钉肉中剌的刘少奇及拍巴掌那拨人。老兵们的父母们自然也就划进了要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圈子里。眼瞅着要被新兵蛋子们把他们变成“儿混蛋”，老兵们出自保爹保妈的本能，自然就跟江青一伙的文革小组闹翻了脸，后来就公开喊出了炮轰江青火烧谢富治等几近反革命宣言的口号。然后就被抓了起来。关了几个月后，毛泽东权衡利弊，又指示把这些老兵们放了出来。老兵的使命感和存在感就此结束，兔死狗烹，以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但青出于蓝的二代红卫兵们却步入了毛泽东给他们指定的正道。造反有理！全国性的冲军区闯省委“踢开党委闹革命”等以往是反革命的行为便成了造反标配。正名为造反派。
文革前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清除了运动常用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逐次巩固了各级共产党的领导力，逐次提高了各级基层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特别是反右运动，更是把群众对待领导的态度上升到了不得对各级领导有半点不逊的高度，否则就是反党。例如被舆为“中国官场作家第一人”的王跃文就在他的作品中写到过他父亲当上右派的黑色幽默过程，说他父亲23岁时曾任某县的区委书记，有次跟同事开玩笑，在一位麻子脸妇联主任的扇子上写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但那位麻子脸主任是县委书记的夫人，到1957年反右运动到来时，便把多年前那首玩笑打油诗定性为攻击麻子脸主任，亦即攻击县委书记夫人，亦即攻击县委书记，顺理成章地就变成了攻击党。于是王父便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务农，虽未被押去夹边沟兴凯湖等劳改营消磨生命，却也被划进黑五类行列，受了二十多年的罪。
为证明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当时也爆料了一些以章伯钧“政治设计院”为代表的所谓的反党言论，但那是源于民主党派们的参政议政意识，而那些民主党派都是积极拥护共产党、在共产党建政过程中发挥了不少作用的，所以第一届中央政府成员中有他们近一半的席位，有参政议政的资格，况且反右运动的前戏是共产党大力号召民众向党提意见、给党“洗脸”，二十多年后党也给他们平了反。而绝大多数“基层右派”的产生则都类似王跃文的父亲，诸如说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把知识分子当花瓶当摆设等情绪言论，都成了几十万右派的罪状。这就造成了从最基层的群众开始，都得树立领导就是共产党政策执行者、反对领导就是反党的信念。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一级服从一级，直到都绝对服从党中央的政治构架，且每个人的思想深处也不得存有半点偏差。这当然是每个执政党都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是执政党追求的最佳社会状态，而文革前的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
但文革要揪党内走资派，动摇了“凡是领导都是正确的”传统认识。谁是走资派？不像杀人放火就是犯罪那样有硬标准，无法让各级领导对号入座。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倒是硬标准，但三自一包在农村，三和一少属最高层和外事圈所考虑的事，和各级领导基本无关，就让“革命群众”们犯了难，就只能根据各人臆想的标准来判断，用无限上纲来定性了。倒像是毛泽东在让广大革命群众猜哑谜。
造反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对省级领导是批还是保的问题上，紧跟潮流的就成了造反派，思想守旧些的就成了保皇派。两派都坚信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捍卫者，对方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是同事朋友，却都喊着同一口号敌我相向。保皇派们深信领导执行的都是毛泽东自上而下的政策，反领导就是反毛泽东；造反派则是坚决紧跟毛泽东的战略布署，不揪出走资派党内赫鲁晓夫就是对毛泽东的犯罪。但造反派们却不知道毛泽东号召造反，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讲话时拍巴掌的那拨人。蒯大富揪出了中央级的走资派，各地造反派就跟风揪斗当地的各级走资派，其实就是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有另类看法的当权派们。
文革是革命，派别之争就必然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革命群众”们都坚持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泽东思想”，斗争便从写大字报耍嘴皮子发展到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再到棍棒伺候头破血流，而后就顺理成章地升级到了真刀真枪看玩命，把华夏大地搅了个天翻地覆。
各省造反派和保皇派孰为真正的革命派的最终认定权掌握在以江青为核心的文革小组手里，往往是文革小组宣布某省的某派为革命左派后，那个省便会暴发大规模的武斗。
由此造反有理的革命群众们便揪出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诸多开国元勋文武大员，诸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杨尚昆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安子文刘澜涛李维汉万里蒋南翔吴冷西冯雪锋周扬等。虽说是由群众揪出的，审案权处置权却掌握在由周恩来为总负责、最终要经毛泽东审批的中央专案组手里。截止到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以此特殊方式立案、审查、定案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计有88人；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本应有195名，但除了已经去世的10名，其余的都被揪出打倒了，所以实际到会的仅有59名，而且都是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里的人。党同伐异众口一词，顺理成章地把刘少奇定了个“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撤消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后来就改名刘卫黄，灰飞烟灭在开封的火葬场里了。
在揪出走资派的浪潮中，最出风头且功劳最大的人，当属揪出刘少奇的蒯大富。
运动之初，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在她的的授意下，工作组把蒯大富打成右派学生。后来工作组被撤销，蒯大富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士为知己者死，，感激澪涕的蒯大富便当上了“揪出”刘少奇的急先锋。
据魏JS的回忆，他在青海监狱服刑时，和文革的第一、第二号群众领袖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成了好友。魏问蒯大富为什么会想起来抓刘少奇，因为那不是小小百姓能够想到的僭越行为。蒯直呼冤枉，说：那是老毛亲自安排的。当时他被叫到中南海老毛的卧室里，在场的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江青说让蒯出面抓刘少奇，蒯说让富治同志抓不就行了吗？江青斥责他说：按照党的规矩，下级不能抓上级，可是法律有一条叫做群众可以发现、揪出坏人；你们是群众，刘少奇是坏人，扭送给富治同志就是合法的了。能被权力已超越政治局的文革小组顶级领导委以重任，蒯大富自然要积极性爆棚了。1966年12月25号，大概是为了给毛泽东12月26号的诞辰庆寿，他率领几千部下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去天安门前游行，第一次向全国公开了走资派总头子的名字。
但蒯大富在出狱后接受采访时却说他是受了张春桥的唆使才揪斗了刘少奇。张春桥有资格支使学生揪斗国家主席吗？个中蹊跷不言而喻，无需深究。反正张春桥被抓后就一言不发形似活死人，不管把任何事裁到他头上都是死无对证的无头缺尾案。
异曲同工，文革小组的戚本禹也授意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把正在四川搞“三线建设”的彭德怀揪回了北京。而后就死在了北京。
其实毛泽东在1965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怎么办？当然是要打倒了。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都无力自己打倒自己圈子里的修正主义者，那就只能采用“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方式了。类似几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中发动贫下中农打土豪的做法。
据罗瑞卿大将女儿罗点点在《当代》1998年第4，5期发表的《点点记忆》中说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届中委只有４０个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７４人，占与会总数１３３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个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党籍真属易如反掌顺理成章。据说对刘少奇的病不怎么治疗，倒是给了一个收音机，就为着让他听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被彻底开除党籍的消息，是为着在精神上和做人的尊严上最大化地羞辱他，让他在信仰上对“组织原则”彻底绝望，彻底压垮他。
罗点点的那段回忆摘自过去的互联网上“为什么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会议?”（360问答），但现在如果再键入这内容，却已经不存在了。何故？
其实，毛泽东在他发动文革的二百多字的决战檄文《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就写道：“……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 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思的吗？……”话已经挑得很明白了，就是因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被刘少奇“羞辱”过、在1964年的“四清”定性之争时被公开顶撞过，毛泽东就是要“此仇不报非男儿”，就是要实现四清定性之争时刘少奇做过检查后说的“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诺言。据说毛泽东得知刘的死讯后点评为“自作孽，不可活”，实实在在地出了那口憋了数年的陈年老气！而最先给大跃进挑毛病，由此被打成反革命后却又一直做着翻案美梦的彭德怀自然也得死于非命，足以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了。
文革给民族造就的浩劫，绝大多数人都把始作俑者定位于红卫兵们了，似乎红卫兵就是文革浩劫的万恶之源。但红卫兵们虽有焚书刨坟抄家剃阴阳头掛牌游街残害老师滥杀“黑五类”等诸多劣迹，却是高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义大旗，站上了阶级斗争的制高点，斗争的对象是“革命的敌人”，应当说红卫兵们的阶级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动机是万分革命而清纯的，只是执行了毛泽东“矫枉须过正”的政策，把运动一向偏左的惯性无限扩大化了而已。真正让中国乱成了“十年浩劫”的，还是高喊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泽东思想”同一口号而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本是“阶级兄弟”，一分派就成了阵线分明的宿世仇人。本应团结一心共建共享美好社会的同事变敌人朋友变仇人，平白杀了个难解难分你死我活，栽下了宿世冤仇。后遗症难以细说。
眼看着各级走资派相继被揪出打倒，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庆贺他1966年生日宴上举杯对文革小组的人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但又恐反传统的造反派力量单薄，于1967年初他又让军队介入地方“支左”，让军队支持左派群众组织。然而军队的思想较保守，反倒是对闯省委冲军区的造反派抱有成见，大都支持了保皇派，军队和同样保守的公检法联手整治造反派，更加深了两派的矛盾，进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害。特别是1968年10月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文革是国共斗争的一种继续，把派系之争升级到了敌我斗争的高度，原来的武斗就升格成了剿匪，死伤难以统计。仅广西一省就死了近十万人。
在1967年全国性的造反派“夺权”风暴后，按毛泽东的旨意，带有军管性质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权都抓到了自家人手里，自然进一步提升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达到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顶级高度。
所以，文革就是毛泽东打着反修的旗号，用所谓的自下而上的造反方式，绕过党代会和人大的正常程序，打倒他认为对他具有威胁的政敌们的运动。由此造就了凡事都要“由毛泽东同志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君临天下的局面，并彻底消除了焚尸扬灰的隐患。
肯定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畏惧焚尸扬灰之说没有任何文字佐证，纯属臆想，或者干脆就归类为刻意污蔑恶毒攻击。那么想一下，百姓们相信善恶相报，今生修来世来世修今生，哪愿意在死后留下个千人咒万人唾的恶名？更何况自认为是开天辟地千古一帝的大伟人毛泽东呢？有大跃进的污点并对照赫鲁晓夫的前例，他不可能不担心死后会发生他无法控制的意外情况。然而这点小心事他绝对不可能表露出来，否则就不伟大了。就连老婆子兼马前卒的江青那里也不能有丝毫流露，他只要让她按指示消灭“政敌”清除隐患就达到目的了。
评议未曾露脸的小心思，似乎有点“虚”，还是得摆事实，要看公开宣称的搞文革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效果是否一致，要看成果和付出是否相符，亦即性价比是否超出常理。
按5.16通知规定，文革是要揪出党中央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头子，而后落实到了刘少奇头上。但最终给他的罪名却不是反革命走资派的总头目，或是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像大张旗鼓地通辑一个罪大恶极的连环杀人犯，最后却以强奸幼女的罪名给枪毙了那样令人匪夷所思。但却没一个人反思此事，革命群众们依然是欢呼雀跃全体拥护。
当时公布的“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而查出的刘少奇的三件具体“罪行”，都是在1925年至1929年之间的国共合作时期及张学良易帜后发生的事，无非是被捕变节当国民党走狗之类的“历史反革命”传统罪行的老生常谈，即使是无限上纲上线，“历史反革命”和“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也是风马牛掛不上钩的。况且中国共产党历来对自己内部敌人的审查十分严刻，从误杀数万红军的“富田事变”到延安整风到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历次运动，不知“从严处理”了多少无辜，而在敌伪档案中留有案底的刘少奇竟然能逃脱历次运动的审查，且能混上国家主席，最后却只能由“民办”的红卫兵组织把他揪出来？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其间的“暗道机关”？况且如果按刘少奇的定罪标准，国共合作时的历史都要重新翻出来折腾折腾，那毛泽东于1925年由汪精卫亲自举荐为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并负责了国民党“二大”各项草案的撰写和宣传工作报告的历史，又该如何定性？把本属于公安部门职责范围内，只须举手之劳就能结案的一个如此简单的案件，搞成了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把GDP由1966年的76.72亿美元折腾到了1968年的70.85美元，让一个执政党的威望如日中天且处于和平状态下的国家竟然出现了极为罕见的GDP负增长。揪一个历史反革命就让党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毛泽东能自圆其说吗？套用现在常说的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
在那个时代，是否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是界定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铁定标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自不必多说了，自“反右”以后就是党决定一切，人大政协只剩下了盖章拍手的功能。而文革前生产资料的所属权并没丝毫私有化，没有一个企业和一片土地变为私有，就连瓜子核桃也得由果品公司经营、萝卜白菜也得让蔬菜公司专卖，个人经营就犯下了要入刑的投机倒把罪。而“三自一包”，只是允许农民把房前屋后无法列入计划的小片土地用于填补大跃进带来的灾荒，即给大跃进擦屁股，并没动摇公有制的根基。更何况想要否决“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是非常容易的事，只须在党代会上祭出列宁的警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就能秒杀“三自一包”；只须亮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名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就能给“三和一少”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只须挥一下就在手边上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尚方宝剑，就能立斩“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这些人统统打成反革命走资派，比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要容易得多，也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用得着瘫痪共产党的各级政权搞文革吗？但那样操作，就得像把彭德怀打成了反革命集团头头，却又把他赶到四川搞三线建设那样也给刘少奇以出路。不但不解气，还斩草不能除根。就看彭德怀翻案的执着劲，后患无穷！
当下有些人说起社会腐败现象就喊着还要再来一次文革，真叫没一点文革常识。可以再细查一下文革中倒霉的文武百官无辜民众，有哪个是以腐败定罪的？文革绝不是反腐倡廉，文革打的旗号是揪出党中央的走资派，但现在的党中央里的走资派可能是谁？有哪位崇信文革的人敢公开说出来？况且“自下而上”的文革是要由“造反有理”、“彻底砸烂公检法”、“革命小将”们可以冲军区闯省委“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诸多毛泽东认可的政策口号来“保驾护航”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最高领导们，有谁敢再复制粘贴这些吓人的招数？而向往文革的人们里，有哪个敢攒足了胆子到街上高喊几嗓文革时的最强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恐怕他也知道“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在哪儿“虚位以待”等着他对号入座呢！
至于当权者们，仅“彻底砸烂公检法”这几个字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了。活腻了吗？